據《新京報》報道，南京一座有600多年歷史的古墓里，住了二三十個農民工。原本陰暗潮濕的古墓，被這群人用作倉庫和住房，成了一座臨時庇護所。媒體報道后，城管、社區(qū)等部門來到墓園巡查，對夜晚留宿的農民工予以勸離。目前，一場關于農民工生存現狀的討論正在進行。

現實版的“古墓派”，是特殊性與普遍性的“混合體”，普遍性在于宿身古墓的群體在城市特別是大城市是普遍存在，而特殊性則在于有古墓可供棲身的城市，恐怕也只有像南京這樣的古都。拋開可能對文物古跡造成的負面影響，眼下的“古墓派”與混跡于橋洞、公園、爛尾樓之類的群體沒有什么區(qū)別。

對于這個群體，雖然他們大多來自農村，但并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農民工，除一些“候鳥式”打短工的人群外，這一群體有幾個明顯特征：身有殘疾、年齡很大(過了保障或者用工意義上的“退休年齡”)、無家可歸或不愿回家，這更符合流浪人員的特點;而從謀生手段看，他們更傾向于通過勞動謀生，或打短工或撿垃圾。事實上，因勞動能力有限，加上智力與年齡的因素，少有雇主敢放心雇用他們，但他們并不乞討，與流浪乞討人員有區(qū)別。

可見，這是城市特殊的邊緣群體，既不屬于典型的農民工，也不是純粹的流浪人員，而他們待在城市的目的簡單而原始，即賺點外快或滿足個人基本生存需要，這些都源于城市能夠最大限度地提供資源與機會。所以，不管城市愿意與否、在意與否，這一群體都真實存在。

或許有人會將此現象下意識歸咎于農村群體保障的缺失，這的確是共性問題，但反過來看，有了基本保障，這類人群就不會混跡于城市了嗎?答案顯然是否定的。這類特殊群體到城市討生活或者混日子的表象下，其實也折射出他們對某種生存生活方式的選擇，這也會導致一些兜底、救助的失效。比如，現實中很多流浪人員被送回原住地甚至有了低保卻依舊會回到城市，又如很多流浪人員寧愿露宿街頭也不愿意暫時寄宿在救助站。

“古墓派”背后的群體真正的需要是城市的包容，無論是有形的空間還是無形的觀念，都要有允許他們寄居城市一隅的雅量，允許他們按照生存的基本法則成為城市的一部分。少一些驚擾即是包容，特殊情況下如寒冷、高溫時段適時適當的救濟，也是賦予他們城市應有的情感溫度。